–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家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
会前的气候变化主席声明、中美《巴黎协定》批约文本联合交存、会中的气候变化议题讨论……可以说，气候变化是第一次在G20峰会这般量级的舞台上演出如此重要的戏码。
9月5日，此次G20杭州峰会圆满落幕，应对气候变化的“征程”却依然向前。针对G20杭州峰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家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就《巴黎协定》生效后的新格局和新变化，邹骥也进行了一番细致描绘，并指出，继《巴黎协定》之后，下一次气候变化全球谈判的高潮将可能会在2023年全球盘点前后出现。
气候变化本质上是发展问题
记者：对于此次G20杭州峰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您作何评价？
邹骥：实际上，在G20峰会前后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要点有三个：一是中国要率先批约，带头促进《巴黎协定》的早日生效。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各自将批准加入《巴黎协定》的文本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保存。
第二点是敦促其他国家早日完成批约程序，从而尽早实现生效的条件，即《巴黎协定》将在至少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至少约55%）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现在中美两国的排放量大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39%左右，加上此前批约国家的1.2%，还有不到15%的排放量就可以生效，批约的缔约方越多，离生效条件就越近。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认真落实、实施《巴黎协定》，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能源结构的改革、能效的提高等方面作出努力，完成在《巴黎协定》中作出的承诺。
记者：G20杭州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同时向联合国交存了关于各自批准加入《巴黎协定》的文本，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对此，您认为这对于《巴黎协定》生效有何促进作用？
邹骥：当然意义重大。它彰显了中美两个大国在推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良好的合作，展示了强大的政治意愿，而且都采取了法律程序上的批准行动。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最大发达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共同向联合国交存批约文本的这一举动势必对其他国家批约产生重大的示范作用。另外，对于中美双边而言，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在这一领域，两个国家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意愿，也取得了合作的成果。
记者：但是也有不少人说，不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于G20峰会抱有太大期望，它毕竟不像气候大会一样是一个针对该领域的专门会议。您如何看待G20峰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的角色？
邹骥：此次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到G20峰会上，有几个原因。一是时间日程原因，3日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巴黎协定》，刚好奥巴马要来中国参加峰会，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实现中美批约协议的同步正式提交。
更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有意而为之举，固然以往G20峰会是以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主的一个峰会，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作为主席国，对于G20峰会的议程设置和内容做了极大的改革和创新。我们将去年联合国峰会所确定的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全球经济议程的方向和主题，以此获得最广泛的包容度；将增长方式创新作为全球经济繁荣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案或“药方”。这时候，气候变化议题纳入G20峰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质上来说，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它表现为环境问题，但更是一个发展问题。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到长期发展议题的G20峰会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一个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的过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巧合，就是去年年底各国谈判代表达成了《巴黎协定》，今年4月签署了《巴黎协定》，当下正要推动各国批准以便尽早生效，这一进程与G20峰会的时间又是一个重叠。
《巴黎协定》生效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说到《巴黎协定》，您刚提到其生效条件越来越近，那你认为该协定生效的可能性有多大？期间会遇到一些障碍性因素吗？
邹骥：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据我估计，生效问题不大。当然到底是年内生效还是明年，这就是个问题了。各国的批约计划、程序的长短还是有影响，中美现在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呼吁。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这跟美国政治的未来变化有一定关联，这也是中美为何这么紧迫地合作加速《巴黎协定》生效的原因，一旦真正尽早生效，这样就能极大避免美国政治对于该协定的一些潜在的可能的不确定影响。总体而言，达不到生效条件是一件非常低概率的事情。
记者：一旦《巴黎协定》生效以后，全球气候治理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新格局呢？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邹骥：大的原则没有变化，发达国家要承担的率先减排、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资金支持责任也没有变化。所谓变化首先是长期争论或者说解读“共同但有区别”原则问题上，包括在分别定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责任上，在保持基本原则前提下有与时俱进的意思。《巴黎协定》在完善上述原则，参与方更加广泛，强调了“共同”责任，也突出了“有区别”的责任。当然也有人用“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来概括《巴黎协定》与以往协议的不同，这只是一部分的变化，并不全面。目前的治理模式还是两者混合的形式。
另外一个演进是提出了“发展路径的创新”理念。这一思想在协定谈判和达成协定的过程中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多的共识。在国际合作方面，在政策协调战略协调上都有新进展。对中国而言，引领全球低碳转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都有提升，中国的责任空间在上升，经济转型内在要求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要求越来越一致。
2023年新的谈判高潮或将出现
记者：正如您所言，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更积极更主动，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而应对气候变化会潜在地放缓经济发展速度，这当中肯定有矛盾和摩擦，那么，您认为从更深层面中国应该如何协调和化解？
邹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和发展的对立性在减弱，和发展的一致性在上升，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可以从增长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我们中国发展的最新态势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长率的支撑转变为依靠要素效率改善的支撑，这是转型的增长经济学最根本的含义，也是中国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迈进的本质所在。这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节能减排提高效率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产生是一致的，当然一些局部的摩擦是存在的，但是很小。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更要调结构、改方式、提效率，进行供给侧的改革，不能饮鸩止渴，继续不顾效率地增加要素投入；要利用节能减排的门槛去淘汰落后产能，促低碳发展，从而提高效率支撑经济增长率；而且适应气候变化的投资也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直接贡献应对气候变化。
记者：大家都知道，虽然气候变化现在日趋走上正轨，但是其进程中也存在譬如气候资金匮乏的问题，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具体还要怎么做，在化解一系列相关问题上还应采取哪些新举措？
邹骥：我觉得在怎么做这个问题上具体要分应该怎么做和能够怎么做两个层面来讲。应该怎么做，以这次会前通过的气候融资文件为例，它就是《巴黎协定》精神的延续，其中就提到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责任，例如应该在2020年筹资1000亿美元、应该加速注资速度等。
能够怎么做，就跟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意愿、体制包括经济形势有关联了，甚至要考虑到它们面临的一些客观困难，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由发达国家给出。再谈到中国国内的绿色金融，暂时还与气候变化融资有一定的区别，它谈到的更多的是局地的环境问题，其标准、导向、配置等层面是否有利于绿色发展。在实践中，绿色和低碳其实有着非常高的重合度，在融资上肯定是要统筹考虑的。
记者：年底，新一届的气候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对这一届气候大会您有何期待呢？
邹骥：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是常规性的，这次大会肯定是继续《巴黎协定》的谈判，因为很多技术细节层面的谈判内容还没有完成，比如说透明度的问题、全球盘点的问题等等。它会更注重于如何落实《巴黎协定》，因为协定的很多内容还是框架性的，落实的细则是本次及今后一段时间谈判的重点；如何保持政治势头也是今后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课题。但是作为一个常规会议，不可能总是高潮迭起。的确，去年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今年按部就班地推进这一工作，将谈判更进一步，就完成它的任务了。《巴黎协定》规定，2023年将会进行一个全球盘点，这个盘点的重点或将会是各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更新，一个新的热潮会到2023年将真正到来。（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公欣）